《我們的青春，在台灣》：她的真誠，她的欲望

原文刊載於關鍵評論網。

「不存在任何關係的，」他的朋友激烈地叫嚷道，「這正是我要否定的。世界史只是一部賽跑史，為求利，為抓權，為奪寶而進行的賽跑，凡是好運當頭，又可當權又可得利的人，都不會錯過自己的機會。而一切思想、文化和藝術的行為則恰恰與之相反，總是努力掙脫時代的奴役，盡力從人類懶惰和本能的糞坑中掙脫出來，抵達一個純然不同的層次，進入一個無時間性的、永恆的神性境──赫曼．赫塞《玻璃珠遊戲》

傅榆導演的紀錄片《我們的青春，在台灣》說是切入太陽花運動本身，不如說是該事件作為刻度的前後八年，紀錄了中國交換學生蔡博藝和學運明星陳為廷，更重要的，記錄了她自己、她怎麼涉入和無力涉入運動者及運動──這同時是她面對這個社會的樣子，也是身為創作者面對創作的樣子。難道因為帶有政治議題的背景，就無論如何得辯護這部紀錄片私我與大歷史之間的連結性？我心中閃過，影片中這三位主角有機會像是「政治上弒父」版本的《卡拉馬佐夫兄弟》，但她的著力點和亮點顯然是在不同方面。

《我們的青春，在台灣》讓我觸動的是紀錄者（與其對學運更是對學運明星的）告白和失落。她失落得刻意、反省得刻意，但就觀眾角度結果論的刻意，其實是她傻傻的努力，直到成為一種倔強的真誠，成就這部十分動人的成長電影。她最後說，應該靠自己而非他人去實現（無論面對社會或面對創作）。而我們當然、本來只能靠自己啊。

只是，我們必須重新領悟這點。

因為，當年（流向體制內的）運動以及（始終作為擾流的）反動的交相輝映，只經過幾年，所有的攻防空間和語言卻都被擠壓。比如，在我自己的同溫層裡是這樣子的：「因為是戰爭」所以該不擇手段地讓內部的意識形態上升到信仰才足以對壘，而對方愈無理取鬧、愈刺激的文宣廣告陳詞，「合理地」激起己方更刺激的應對。於是，反服貿和反中的距離被壓縮、中國人跟「支那○○」的距離被壓縮……

我在中國網站豆瓣上看到有人這樣說：「臉書上本劇的宣傳文案是『我們與惡的距離是120公里』。」而他是後才在留言處補上「是網友惡搞的」。其實一看到不經查證就散播的謠言，我滿生氣的，他指的應該是諧擬電視劇名稱的防疫宣傳：「我們與豬瘟的距離是120公里」。

但後來想想，他也沒怎麼說錯，既然中國與豬與豬瘟的距離已經被壓縮，只剩「我們與惡的距離」──不幸地是原則和概念和立場容易被混淆、汙染、扭曲、背棄的時代裡，難以被壓縮的距離。《我們與惡的距離》電視劇中所有堪稱「我們」的主體，那些主要角色都是「好人」，都是雖然有情緒但願意溝通和思辨的人，也大都是有餘裕思考和溝通的菁英階級（精神科醫師、社工、媒體主管、法扶律師）。這些「我們」錨定得太靠向預設立場而非大眾，像是菁英立場師心自道的「靠北大眾」。

「與惡預設了距離」這件事也讓我想到約翰卡本特的電影。比如《突變第三型》（The Thing）怪物內臟是人、外觀（假扮）是人，但其實只是引發不假思索的當下驚懼的「非人」，因為他的電影裡怪物是誰、誰做了犯行並不重要，連帶背後它為什麼做也不重要，人／非人的區分和界線也不重要－－那種「非人」相當的空洞，不是人藏在內裡的惡，無關人如何不再是人的逐漸過渡、越過雷池的那一刻。和後太陽花時代論述的空，決斷的滿一樣。和《我們與惡的距離》可貴在「我們」，但惡不在我們之中一樣。

──然而至今能夠做的反省卻（還）是這樣子的。

而這些不是理所當然的事嗎？不是本該意識到、本該注意、本該小心的事嗎？敵我矛盾到雙重標準、自我矛盾的現在，卻需要這個「重新」。

而讓我更喜歡《我們的青春，在台灣》的原因，是傅榆的欲望 。

傅榆和兩位主角（尤其陳為廷）的互動，她對學運和學運明星「欲望的投射和失落」，彷彿側寫著Truman Capote撰寫他非虛構類名著《冷血》時與殺手互動的「熱血」版。雖然類比冷血殺人和學運領袖是有點不倫不類，但對我來說那種成功的要素──無視於他人、堅持自我的侵略性（aggressiveness）──是有些相似的。以及，創作者、創作的材料雙方的化學效應被轉化、輸出，也是相似的。

或者說，當面對一個如此戲劇性（到很有侵略性）的拍攝對象，一個導演會怎麼處理彼此的張力和動力呢？日本紀錄片導演原一男拍攝自稱神軍、拿彈弓攻擊天皇的奧崎謙三是近乎搏鬥的方式；台灣紀錄片導演吳耀東在拍攝《在高速公路游泳》則顯現拍攝者的無力（後製上費力地吐槽更顯無力），如果這是種搏鬥大概是「單方面被毆」，然而，卻也在逐漸地在影片中接露，自己的無力軟弱反過來對對方的鈍刀子折磨。而傅榆對陳為廷靜靜地欲望，大致上安全地投射──偶爾讓我感到尷尬，但相形之下真是「青澀甜美」

在傅榆鏡頭底下的陳為廷不能再迷人了，除了在媒體上耳熟能詳的「萌化」的抱玩偶入睡的孤單少年、敢衝敢撞不失幽默率性而歌的健朗形象，還有在那種直男式含糊曖昧的詞語底下，會在衝動或行動的事後（或當下）迸出一套糙得有趣的論述──比如在佔領立法院期間，作為領頭者發展出的上對下關係受到其他運動者的批評時，陳為廷脫口而出的「能夠體會馬英九的感覺，我也有點畏懼民主了」；以及，後來參加選舉時，他跟傅榆、競選團隊、媒體逐次接露性騷擾事件的方式──展露坦率和承擔的有限度，反而更是「為所欲為」的領袖魅力（一個更積極進取的《羅亭》式人物）。

之後，在傅榆的追問下，他說出了自己的性騷擾衝動的可能理論：被騷擾的對象不再是人，是對象，是冒險，也是親密。我看到這裡也忍不住想著，傅榆拍攝陳為廷，也可能是種親密的冒險。

影片中陳為廷提到的「對象化」性騷擾，和傅榆對陳為廷的拍攝欲望，加上陳為廷在鏡頭前諸多戲劇性的自剖，和傅榆紀錄片最後的拍向自己的「反省」，彷彿傅榆對陳為廷的投射折返回來，內化在作品上。

他已不再是他，在傅榆的鏡頭下他早就被對象化，是一種偶像（icon）。也是太早褪色的偶像。事先知情的觀眾已預期著失落，但傅榆還是不忍心，最後用弱勢化（換成平凡學生的殼子）把他保護起來。《我們的青春，在台灣》最後的場景是傅榆訪問蔡陳二人看完該階段紀錄片成品的想法，而他們的自辯（或是對傅榆欲望的反抗）只是種退場方式，不讓他們在這個時候跌倒、衰頹，他們的任務已經完成，該讓最核心的主角現形，她原本面對他們的聲音、欲望長成了自己的面孔，她的迷惘、簡單回歸了自己。

這個看似回歸原點、「重新」發現本該發現的歷程是成長嗎？或許也是欲望的消逝。在萌生新的欲望之前，舊的欲望的衰落、磨滅、必須告終和論定。又或許，成長的判定只是短期的指標，沒有什麼長期可篤定的變化，而且非常短，短至人們在欲望「終結的伊始」（the beginning of the end）此一階段才學得教訓。

但我很期待看到她新的欲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