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殘酷羅曼史:《一樹梨花壓海棠》與《巴黎最後的探戈》

女孩就是這麼任性,她要的時候,她要了全部,包括這些傷害。兩人之間到底誰是受虐者?誰是施虐者?男人原本只敢確定「性」是真實的,他帶給她性的羞辱、暴虐、冷漠,男人給的時候,卻一步步地孤注心力,直至交付自己,近似於愛。但女孩就是這麼任性,她不要的時候,連愛都不要,連他的存在都不要,連那一點真實也不要。

「『我希望你落到聲名狼藉、眾叛親離、一無所有、無處容身的境況裡。』他毫無感情的想:『如果能夠變成白痴或殘廢,那就更好了。我願意永遠做你的狗--其實我什麼都會,我也能夠養活你。』」 《民國遺事1931》

原文發表於釀電影。

我們幻想談一場什麼樣的戀愛?羅曼史是,男人和女人作彼此的國王與王后;而殘酷羅曼史是,他和她卻也因而成為奴僕。所打造的宮殿則成為自身的、彼此的,更是生活的、一切不可解集合的密室。殘酷羅曼史揭示了:原本人與人不必得在一起,而更愛惜自由,但人為了更大限度的自由卻賭輸了自由。戀愛中虐待、被虐、自虐的層面,可以是這麼孤注一擲的浪漫。

或僅是這樣的浪漫。因為殘酷羅曼史總秉持一種悲劇與喜劇共有的,溫室養出的天真。悲劇或喜劇,每個抉擇的走向都是如此明確,只要順應著欲或死的激流,一切是註定的、一切是可預測的;連意外也在預料之中,角色們遇上的難題,對世故的觀眾來說不過是以戲劇性諷刺(dramatic irony)作解。那我們為什麼要幻想殘酷羅曼史這種戀愛?這會是我們所要的戀愛嗎?我們會談上這樣的戀愛嗎?

因為,現實比所有羅曼史更險惡。生活的流向時常是註定的且可預測的,但我們一躍而下後卻身陷謎題的擾流裡,一切衝擊得太快,反應過來時,又退得太遠,險惡在於險惡得無法察覺。於是,我們得幻想一座密室,橫斷了流動,把進程限制起來,抽乾了雜質,在安全的距離裡,才能提純戀愛的殘酷,辨識找不到的疫源,放大測不到的痛苦。

殘酷羅曼史就是為此設計的密室。算計「安全的愛」的現代風險管理之下,好像只有在一本書、一部電影、一個人的實驗室般的冰冷裡,才能感受到愛的濃烈高熱;只有在零風險的狀況下,才能承擔愛的殘酷,才能愛上即將崩壞的世界,站在命運的對側,直到我們自己都驚駭的程度。

在《一樹梨花壓海棠》(Lolita, 1962)和《巴黎最後的探戈》(Last Tango In Paris, 1972),我看到這種打造密室的殘酷:男人將女孩關了進去,創造了律法和國度,卻是為了自己被審判,自己被獻祭。這是屬於男人的羅曼史。

他愛上她,即是關於偶然如何成為真理,她不愛他,則是真理如何回歸偶然。作品中如何固定了偶然?男人是異鄉人。《一樹梨花壓海棠》是來到新大陸尋求機會的歐洲學者,《巴黎最後的探戈》是飄泊至巴黎終於落地的美國浪子。戀愛中的人是異鄉人。起初是偶然的相遇,周遭的人事物之於他們都有一種超現實的怪誕,當他們帶著女孩躲進了密室,他們卻也住進了人們的目光之中,想要固著地活著,卻因固著而被排斥如異物,成為更為古怪的,充滿被愛、被害、嫉妒各種妄想的房客。

庫柏力克導演的《一樹梨花壓海棠》改編自納博可夫的小說,但電影不見原著第一人稱不可靠敘述者的迂迴與矛盾,直白地展現主角 Humbert 對女孩的野心。我們在他遇到每個黑色喜劇的障礙時,感到好笑,也為他擔憂。他住進了女孩的家,女孩如狼似虎的母親糾纏著他,想製造兩人世界,但對他來說母親才是那個該被排除出兩人世界的「第三者」。此外,藝文界的明星、編劇家 Quilty 正虎視眈眈,隨著周遭的人的議論和 Humbert 的心虛,威脅著他、騷擾著他⋯⋯

擅長用空間壓迫故事的庫柏力克這次來到了浴室和寢室,最駭人的秘密藏在日記本裡,最坦蕩的罪惡在泡澡時的鬆懈神情裡,然而最窒息的是,一個男人最美的夢,卻活在另一個男人帶來的噩夢。電影的開場即是 Quilty 和 Humbert 的交鋒:Humbert 闖入 Quilty 風格混亂、裝飾怪誕的屋子裡,走入了名為 Quilty 的超現實惡夢,他手拿著槍的認真悲痛,卻面臨了 Quilty 的輕浮,一會兒打乒乓球,一會兒彈琴,用一種「我不是屬於你的悲劇」的喜劇方式諷刺地應對。

最終 Quilty 被 Humbert 的現實給終結,但這之中有另一層殘酷:Quilty 的諷刺是「超於現實」的,男人珍惜的密室、對少女理想的愛,始終籠罩於視少女為肉體玩物的嘲弄陰影之下。Quilty 對立於他,也如影隨形,原著「Lolita,我生命之光,我腰胯的火焰,我的罪,我的靈魂」的贊辭從電影開場起被「Quilty?誰是 Quilty?為什麼要殺了 Quilty?」覆蓋取代。

貝托魯奇的《巴黎最後的探戈》,一開始乍看是相反於《一樹梨花壓海棠》的老男人執迷,屬於女孩自願為奴,讓自己的青春被剝削的故事。然而一開場,就是女孩從厭老擺盪向戀老的極端:她看到招租廣告,按門鈴,詢問管理員,老太太從窗中伸出一隻手緊抓著她不放,大笑如宣淫:「妳一定很年輕」,她驚慌而厭惡地掙脫。上樓,進到房間,她遇見了老男人,卻被他的遲重灰暗吸引,被這個房間頹敗的秘密吸引,男人忽然將她頂向窗戶,她配合地雙腿環住了他的腰,他受鼓勵,將她壓向骯髒的地面,讓她答應最低限的慾望條件:我們不需要知道對方的名字和一切,我們不需要外在世界。

貝托魯奇一直以來對政治的關注,在這部電影中體現在性別、年紀、甚至是愛的角力上。女孩就是這麼任性,她要的時候,她要了全部,包括這些傷害。兩人之間到底誰是受虐者?誰是施虐者?男人原本只敢確定「性」是真實的,他帶給她性的羞辱、暴虐、冷漠,男人給的時候,卻一步步地孤注心力,直至交付自己,近似於愛。但女孩就是這麼任性,她不要的時候,連愛都不要,連他的存在都不要,連那一點真實也不要。

老男人對女孩來說,總有一天是過去式,小女孩對男人來講,卻一直都是未來式。觀眾冷眼看著這項不成謎題的單純減法,看著男人明知故犯,他押上了籌碼,以為可以跟進,出手時的欲望,翻牌卻成了愛。他為了她打造的密室,鎖住的只有自己。這份天真的諷刺因為在於男人而非女孩,在於成熟老練而非青澀懵懂,所以更為殘酷。明明是花期已過,卻守到徹底糜爛前的一瞬甘美。

為這兩齣殘酷羅曼史感到悲傷或好笑的時候,我才能想起埋沒入靜水深流的日子裡的,我們無法刻舟求劍的那個瞬間,竟然有毫不痛惜、奮不顧身的一刻。那一瞬間因為太刺太痛,隨後又墜落得太深太沉,而無法拾起、無法承認。無法後悔,有什麼好後悔?這密室般的一刻,卻是電影中男人們的有限的全部。有限,但是全部,像是愛看似附帶著種種條件,但還是不由分說地從偶然走向必然。

殘酷羅曼史留住了我們得以對愛證偽的那一刻:追求愛的終極,在於那份愛是不可能的。愛的追求,就是對不可能的追求。

是故,必須是那一刻,我們才想起了漫長的勝利。現實中我們也曾追求著不可能。現實中,我們更戰勝了那一刻。許多的那一刻。我們曾經穿過一個密室、又一個密室、再一個密室,離開了它們,忘記了它們⋯⋯才在每個下一刻實現,到了現在,到了這裡。在這裡,我們無畏但木然,愛著,就是愛著而已。在這裡,我們無知卻果敢,若要繼續,就會一直下去。

待過七年的魔法經學院,讀過社會科學。 現在是兼職機器技術員的斜槓青年,以及文字路上(永遠的)小小學徒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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